有人担心，在首相高市早苗的领导下，日本已经放弃了战后的和平主义身份，走向了曾经蹂躏该地区的军国主义，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对于许多外部观察家来说，中国的警告要么被夸大，要么被视为出于政治动机。但忽视这一点，就等于忽视了塑造中国人认知的深刻历史创伤，以及任何中国领导人都无法忽视的政治现实。资料图：高市早苗当选日本首相。对于中国公众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记忆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铭刻在国民意识中。 20世纪初，现代日本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忠诚、牺牲和绝对服从等理想化的武士道价值观。这些想法是浪漫主义的，并且融入了当时的政治文化，鼓励人们相信国家的命运需要军事扩张。 “富国强兵”的口号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将经济增长与军事野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日本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停留在理论上，而是在整个东亚被残酷地实践。从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到1937年对中国的全面进攻，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城市化为废墟，数千万人死亡。南京大屠杀、“三广”政策、强迫劳动、生化战等暴行留下的伤痕，至今仍留在中国人民心中挥之不去的记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原因是，人们越来越相信这远不是一场地区冲突，而是更广泛的军国主义和种族意识形态轴心的一部分。甚至在高市早苗最近发表有关台湾的言论之前，中国分析人士就敏锐地意识到她的修正主义倾向。中方一直保持克制。但高市将日本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跨越了红线台湾问题被中国称为内部事务，是双重打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外交失误，而是对战后几十年克制态度的不可接受的背离。正是因为这段灾难性的过去，1945年后日本的转变才如此深刻。新宪法中所蕴含的和平主义精神，尤其是第9条，不再是一项法律原则：kinakit代表了对指导国家方向的军国主义精神的道德拒绝。战后日本领导人将经济重建放在首位，限制军事力量，并塑造了一个和平、技术先进国家的形象。这一变化对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慎重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日本真正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即日本放弃了使用武力作为国策手段。随着双方贸易和社会联系的扩大，这一假设成为几十年来脆弱但真正的稳定基础。这也是中方对高市早苗的表态感到如此震惊的原因。他的强硬立场、对和平主义修宪的热衷，以及他愿意用“存在主义”的术语来界定地区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都表明他已经严重背离了战后共识。在中国，这些事态发展并不被解读为常规的政治调整，而是对曾经将亚洲推向灾难的意识形态的一次危险考验。西方观察家可能会将宪法改革或增强自卫能力视为无害的现代化举措。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举动无疑会唤起一段导致超过2000万人死亡的历史声音。期望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军事正常化的迹象做出冷静反应，就是误解了历史的情感分量和政治风险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会容忍日本军国主义不受控制地死灰复燃的哪怕是最轻微的迹象。其国内影响是爆炸性的，其战略后果将更为严重。世界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担忧源于真实而痛苦的历史，而不是人为的愤怒。随着高市早苗领导下的紧张局势持续加剧，了解这一背景非常重要。东亚的稳定不在于忘记过去，而在于铭记历史。如果我们忽视这段历史的教训，国家就会一步步陷入不可预测的危机，直至危机侵犯我们。 。 编辑：郑建龙